1 简介井冈山精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培育的一种伟大革命精神。这种精神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光辉，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培育，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中升华而成的。 2 产生过程 井冈山精神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领导，是井冈山精神形成的决定条件。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井冈山上汇聚了一大批中国革命的杰出领导人。它们之中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军事家，党和国家、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朱德；有战功卓著的开国元勋、元帅彭德怀；有文韬武略的元帅、外交家陈毅；他们之中有建国后荣赝元帅军衔5人，大将、上将、中将和少将数十人，有不少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他们之中还有少数以千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正是这一批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洞察国内外风云，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为井冈山根据地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使根据地获得长足的发展，引导中国革命在危难中一步步走向胜利。正是在这个条件下，一种完全适应斗争形势需要的精神风貌才能孕育和产生内在因素湘赣边界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大革命失败后，边界军民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而屈服，他们多次举行暴动，坚持开展武装斗争。朱毛红军上山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发，尽扫阴霾，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军民跟共产党走的坚定信念和信心。尽管当时武装斗争非常的激烈和残酷，却激发出广大军民万死不辞、一往无前的奋斗意志。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1月，井冈山军民在一年的时间里，连续粉碎了江西敌人的4次"进剿"，湘赣两省敌军的3次联合"会剿"，经历了"三月失败"、"八月失败"这两次重大的挫折，大小战斗近百次，平均数天一次。在粉碎敌人军进攻的同时，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破了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度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使井冈山的斗争得以坚持和发展。正是广大军民的这些优秀品质，升华为一种新型的革命精神。客观原因极其险恶的自然环境，是井冈山精神形成的客观原因。自然环境是人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必要前提，又必然会对塑造人们心理、气质、观念发生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所谓"山川不同，风格迥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井冈山根据地高山和丘陵占全境总面积的85%，红军的作战、行军、发动群众、建党建政、休养生息，无一离得开山区。连绵不尽的群山和崎岖蜿蜒的小道，率先向红军指战员发起了挑战。经济落后，生活艰苦，更锤炼着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信仰、胆略、气概和毅力。可以说每个人上山之始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精神生活之艰苦。然而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工作、生活，红军战士们赢得了挑战的胜利，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由对大山的畏惧到打仗能爬山，再到热爱井冈山；由缺油少盐，南瓜充饥的窘迫到高唱"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的豪迈歌谣，便是他们适应自然、征服自然、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的最充分体现。3 主要内涵 坚定信念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4·12"和"7·15"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国民党新军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成千上万共产党人的鲜血淌流成河，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社会如此黑暗，局势如此严酷，我们党靠什么来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靠的就是革命的理想的信念。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从五千之众锐减的千余人枪，而且弹药缺乏，没有给养，许多指战员情绪低落。9月29日，部队在永新的三湾村进行了改编，毛泽东向部队作了讲话："这次秋收暴动打了几个败仗，这算不了什么，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要怕困难！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做了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毛泽东的讲话扭转了部队中由于战斗失利和艰苦生活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的斗志。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整编后的部队以坚定的步伐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1]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800余人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后，不仅受到反动武装的袭击，而且受到寒冷、饥饿、疾病的残酷折磨，一些人由于对革命失去信心而离开队伍自寻出路去了。在部队濒临瓦解的关键时刻，朱德、陈毅召开军人大会，号召大家要做失败时的英雄，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朱德还以俄国革命走过的曲折道路作例子，告诫大家要看清革命前途。在理想、信念的感召激励下，这支部队后来出赣南，进湘南，发动了著名的湘南起义，并艰苦转战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在向井冈山转移途中，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有时一天要打几仗。每次激战中，彭德怀总是冲锋在前。他激励部队说：革命不要怕吃苦，不要怕流血，不要怕牺牲，就是剩下我一人，也要举着红旗干到底。这支部队战胜千难万险，终于到达了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的部队胜利会师。 　井冈山的斗争是在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处于白色势力四面包围之中进行的。在险恶的环境中，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根据地军民同敌人作斗争？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边界党组织注重对军民们进行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用通俗的易懂的语言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等道理。从而使根据地军民坚定了为工农阶级利益而战的决心，始终不屈不挠，英勇奋斗。在龙源口战斗中，二十八团和三营营长肖劲身负重伤，肠子都掉出来了，他用裹腿布扎好腹部，继续率部战斗，最后壮烈牺牲。班长马奕福为了扑灭敌人的机枪火力点，9次负伤，最后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口，掩护部队开展反攻。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在1929年1月不幸被捕，敌人对他许以高官厚禄，要他交待党组织情况，但他不为所动。敌人恼羞成怒，对他继续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不为酷刑所惧。敌人无计可施，便把他游街示众。他气宇轩昂，还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必胜，反动派必亡的真理。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舌头，他便用脚趾蘸着自己的鲜血，在地上写下了"革命成功万岁"6个大字，最后壮烈牺牲。这些就是井冈山军民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胆忠心和坚定信念。 井冈山斗争的历史证明，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就没有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这正是井冈山精神内涵的根本所在。[1] 实事求是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半封建的落后大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这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我们党在"八七"会议以前，一直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企图通过中心城市的总暴动，达到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的。"八七"会议后，我党虽然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但仍然把武装起义的着眼点放在城市。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进攻的目标精神中心城市长沙。在起义部队一再失利并面临全军覆灭的危及情况下，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命令各部队暂停进攻，到浏阳文家市集会。秋收起义前委召开会议，讨论部队的去向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关于部队放弃攻打城市，去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第二天，毛泽东毅然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的广大农村转移。在当时有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都想不通，认为钻山沟算什么革命？山沟里面出不了马列，是右倾逃跑主义等等。不久在两个月后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被党内"左"倾领导者撤消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说他率领部队举行秋收起义后不去攻打长沙，而把队伍拉上井冈山，是"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在曲折和逆境面前。毛泽东不灰心，不气馁，以革命事业为重，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国内外形势，下决心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工农武装割据"，制定出军队建设、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开始摸索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2] 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成功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到农村的转移。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开拓进取的成功范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斗争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同时也是井冈山精神的深刻内涵之一。依靠群众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独创性成果。[3]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在井冈山之所以能站稳脚跟，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始终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和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之情。为了保证在决策上密切联系群众，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民主的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上井冈山之初，他身背斗笠，脚穿草鞋，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对井冈山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而周密的社会调查，先后写出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使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能符合攻打群众的利益，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毛泽东针对工农兵革命只重视打仗，忽视开展群众工作的倾向，在1927年底提出了工农兵革命军三大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酬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后来，工农兵革命军每到一地，深入群众，通过访贫问苦，召开群众大会等形式，及时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边界农民几千年来遭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大部分土地被地主豪绅控制，攻打的贫苦农民迫切需要土地。1928年3、4月间，毛泽东率领工农兵革命军在酃县的中村和桂东的沙田，开展了插牌分田。随后，边界党和政府奋斗农民群众，进行土地分配，解决了农民的最大痛苦。这一运动，得到边界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扫除旧军队的不良影响和习气，上山伊始，毛泽东就为部队制定了"三项纪律"，后来又颁布了"六项注意"，这些纪律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它的建军宗旨，进一步密切了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一切为了群众，时刻将群众的冷暖疾苦挂在心上，这也是当时边界各级党和政府干部作风的具体体现。部队上山后，发现当地一些贫苦农民生活有困难，便将打土豪所得到的有限的浮财、稻谷等分出一部分，以接济他们度过困难。1929年2月，红军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井冈山人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5月初，彭德怀率领五军重反井冈山时，帮助群众一起盖房子，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时曾写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这就是井冈山斗争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井冈山精神的内容之一。自力更生井冈山斗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不仅对井冈山根据地在军事上"围剿"，而且在经济上严密封锁，妄图把红军饿死、困死在井冈山。为了解决红军的给养，安定群众的生活，巩固红色政权，边界党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了有效的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首先是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多生产粮食，保证大家有饭吃，这是头等大事。土地革命前，由于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大量的田地无人耕种。土地革命后，广大农民群众激发了生产热情，加上边界党组织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农民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1928年，根据地普遍获得粮食大丰收。为了储备充足的粮食，1928年冬，井冈山军民就是到宁冈、永新等产粮县挑粮上山的。为了保障战争需要，边界党和政府还因陋就简，创办了一些军需工厂，如创办了修械厂、军械厂、红军被服厂、红军印刷厂等。这对补充红军的给养，支援战争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是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当年根据地内食盐奇缺，布匹、药品几乎断绝。为了解决食盐缺乏的困难，党和政府发动军民用房屋等老墙上的土取下来熬硝盐，以代替食盐。红军医院设备简陋，药材缺乏，医护人员就自己上山砍竹子，自制了竹镊子，竹软膏刀、竹药筒等，还上山采集中草药，学习民间验方，自己动手配制中药，用来治疗伤病员。

青山绿水、绿树成荫。52年前的7月，这座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工天河在太行绝壁上正式建成。自打那一天起，滚滚漳河水顺渠而来，滋养一方水土，也见证中国共产党的坚韧与伟大。彼时拥有56.7万人口、37万头牲畜和54万亩耕地的林县，走进了“无旱”新时代，它由过去的“水贵如油，十年九旱”，变成了“旱涝都不怕，年年保丰收”的富饶山区。想水、盼水、找水，是红旗渠边世世代代林县人民的渴望，就像一口枯竭的老井，等待清冽的水源。把漳河水引入林县，意味着要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凿出一条70公里的渠，对于六十年代仅有几十万人口的林县来说，仿佛“天方夜谭”。原称“引漳入林”工程的红旗渠工程，几经波折，终于落地实施。1960年2月，太行山上的开山炮声，拉开了林县人民“十万大军战太行”的序幕。浩浩荡荡的队伍中，父子相随，夫妻相伴，很多年轻人告别父母，背上行囊就独自上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打响了。整个红旗渠建设总投资6800多万元，其中国家投资不到总投资的15%，超过85%的投资来自地方和群众自筹。“建渠不能靠国家，全靠双手来创造”。抱着坚定的信念，林县人民用双手凿出奇迹。十万个开山者，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战，削平1250座山头，开凿211个隧洞，架设151座渡槽，双手刨出的太行山石，可以修一条高3米、宽2米的“长城”，它的长度可以从南国的广州一直连接到北疆的哈尔滨。所有人齐心协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再现了“人心齐、泰山移”的奇迹。从第一声开山炮响到全部工程完工，这条劈开太行山的“人工天河”汇聚了林县人民的十年岁月和无尽的勇气。在林州，年仅20多岁的农村大队长黄大发，带着数百个村民，钢钎凿、风钻敲，前后历经30余年，在峭壁悬崖间挖出一条10公里的“天渠”，潺潺渠水，润泽了当地1200多人，使曾经闭塞的贫困村面貌一新。彰显着共产党人政治品格的红旗渠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懈奋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留给世人的精神财富永不枯竭。建设中国的路很长，阻碍也很多，但纵使还有比太行山更为坚硬巨大的困难，也必然有不竭的力量鼓舞着我们点亮开山破壁的火炬。今天，缠绕于太行山腰的红旗渠，依然在崇山峻岭中静静地流淌着。这个自开建起就闪耀着奋斗和梦想之光的“世界第八大奇迹”，无声地诠释着中国奇迹是如何缔造的。

   在86年前的今天，1933年3月15日(农历1933年2月20日)，红军打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         1933年3月15日， 对红色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国民党中路军主力，在黄陂遭到打击后，即改变部署，将其“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15日，以6个师分成两个梯队由宜黄地区出发，经东破，甘竹直扑广昌，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军先以第十一军将敌先头四个师向广昌方向吸引，主力则埋伏在草台岗，东陂地区，21日晨，红军主力突然向进至草台岗，东陂一带的敌人后尾两个师发起攻击。激战一日，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余敌仓惶撤退。红军共歼敌近3个师， 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枝，大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挺，解除苏区危机。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红军迅速扩大到8万多人。   在61年前的今天，1958年3月15日(农历1958年1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    军事科学院是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军事学术研究机关，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是军委和总部从军事理论高度指导军队建设的助手。成立于1958年3月15日，叶剑英为首任院长兼政治委员。设有科研指导部、政治部、战略、战役战术、军制、军史、外军、军事百科等研究部门。    继叶剑英之后的历任院长为：宋时轮、郑文翰、蒋顺学、赵南起、徐惠滋、刘精松。    历任政委为：粟裕、王树声、王新亭、廖汉生、刘志坚、萧华、袁升平、梁必业、王诚汉、杨永斌、张序三、张工。    在58年前的今天1961年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会议。    毛泽东主持讨论和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全文共60条。条例总结农村人民公社3年的经验，针对社、队规模偏大，搞平均主义，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作出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5、6月间，中共中央又对草案作修订，制订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在20年前的今天，1999年3月15日(农历1999年1月28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通过宪法修正案。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完成预定议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批准政府工作报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后，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主席李鹏主持闭幕大会。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将同时废止。） 

雷响，万物生。踏春选哪里？如果说“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那么，红旗渠之旅既让我们行了万里修渠路，又让我们读了万卷修渠事，身体和灵魂都走在了路上。迎着暖暖的春风，红旗渠和您共同开启春天的第一场旅行。迎着暖暖的春风，红旗渠和您共同开启春天的第一场旅行。红旗渠畔阳光正暖，一派生机。杨柳青青随风飞扬，花儿初绽明艳可爱，乘着春风，感悟红旗渠精神，感受心灵的震撼。行走在红旗渠岸，一树花香，一路芬芳，红旗渠的春天进入最美时刻，正是赏花踏青的好时节，感受春天，感悟精神。春和日暖，山花绚丽，我们在红旗渠等你！当然，正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就了一曲太行，水润天下的壮举。来红旗渠游玩，不仅可以感受自然山水的春韵，还能在红旗渠纪念馆内珍藏的黑白照片和影像资料中，切身了解当年林州人十年磨一剑、引水建山渠的壮观场景。沿着渠岸走一走，聆听劈开太行山引入漳河水的传奇故事，感受当年林县人缺水、盼水、引水、通水的艰辛岁月，身临其境领悟红旗渠精神，看最壮美的风景。

     在这样一条人工开凿的河流上行走，只要伸手，似乎就能触摸到天堂的边缘。     神圣的天堂在我们的意识里似乎总是那么遥远，那么迷离，那么虚幻。其实，这只是我们的错觉，天堂的真正存在是与我们的内心同在的一个空间，它很大也很小，我们的内心有多大，天堂就有多高。     这是行走在红旗渠上时，这条蜿蜒缠绕在天穹的边缘的河流提供给我的一个最切实的结论。     在通往太行山的黄土高原上，几乎一年四季都有一群人像蚂蚁一样在这座绵长崎岖的山梁上爬行蠕动。从凌晨到傍晚，这条凝重的山道上似乎一直就没有间断过这种爬行的人群。这是一个来自地狱边缘的人群，这是一个从地狱的边缘启程，去寻找天堂的人群。他们对于天堂的寻找和渴望，就仅仅是为了一滴水。有时候，天堂就是这么小，小得就只有一滴水那么大。但这一滴水，却是爬行在太行山上的人群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元素。所以，这一滴水却又直接决定着这个群体的生死存亡。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这个由一滴水构成的天堂却又是无限博大深幽的一个空间。一个为一滴水可以从凌晨到夜晚一直在一座绵长陡峻的山梁上攀爬的人群，他们的天堂到底是近还是远呢？面对这样的疑问，我们所有的人可能都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那答案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揪心而酸楚！     从安阳到林州，似乎很远又似乎很近。远的是历史和时空，近的是精神和心灵。     遥远的安阳历史告诉我们，这里曾是一个消亡的古国。殷墟的历史碎片帮助我们还原了一个遥远王国的真相之后，安阳就开始散发出一缕缕王者的气象。那些深埋在安阳土地里的甲骨碎片，那些长眠在安阳土地里的殷皇室骨骸，那些密封在安阳土地里的珍贵器物，都无法不让我们对那个野蛮而又霸气的古国引发无边的怀想。林县虽然在她早期的历史上与安阳并没有更紧密的关联，但时光和岁月最终又把她们连接在了一起，并缠绕成一个地域的整体。但是，新联姻于安阳的林县，却总是得不到这块王者之地的庇护，总是遭受干旱的困扰，总是因为严重缺水而活在地狱的边缘。     殷墟古国可以把那个破碎了的历史留给这片土地，但却无法用他们祭天敬神的野蛮愚昧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驱除自然灾难。     具有王者之气和蛮荒之气的殷墟皇室，自然会把他们的尊贵和霸气也传承给他们的后裔。地处安阳的林县人，固然不甘就这样被自然灾害困守在地狱的洞口，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先祖的不屈和霸气。    于是，在那个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吉祥美妙的日子里，十万林县人把他们的这种不屈和霸气高高地挂在了太行山上，挂在了天堂的门口。     一轮干干净净的明月照彻着太行山的上空，照彻着四十年前那个元宵之夜的历史记忆，照彻着十余万渴望天堂之水的林县农民的不朽背影。     每一个新年的第一个圆月之夜，都是一个万家团聚的夜晚，一个在屋檐下挂满灯笼和祝福的夜晚，一个围着火炉聊着家常享受温暖的夜晚。可是，就在这一天，河南林县的十万子民却抛家别舍地爬上了巍然挺立的太行山，登上了通往天堂的云梯，在这个最明亮的月夜为渴求心里的那一滴水而进行了一场盛况空前、举世闻名的元宵大团聚。     无疑，这个夜晚的那一轮圆月，现在已然被收藏在了中国的历史画卷里，一起被收藏的，还有这个元宵夜晚团聚在太行山的十万林县子民的巨大背影。     在中国，万里长城，都江宴，灵渠，长江三峡，葛洲坝，红旗渠，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伟大工程，都是中国顶天立地的文化符号。可是，在这些举世闻名的浩大工程中，完全由中国普通农民人工开凿完成的工程，只有红旗渠；工程流程耗资最小的，也是红旗渠。在中国异常困难的六十年代，这项巨大的工程中若干本来应该用现代科技才能完成的流程，却被这十余万人用他们与生俱来的坚韧和信仰支撑起来了。那一滴水就高悬在太行山的绝壁天险上，谁能帮他们取下那滴水？他们知道，只有他们自己！开凿这条“天河”，他们虽然严重的缺资金，严重的缺技术，严重的缺经验，但他们不缺勇气，不缺力量，不缺血性，不缺信仰。      中国的水利工程，古代最令人震撼的是都江宴和灵渠，现代最令人惊心的是葛洲坝、长江三峡和红旗渠。但是，秦始皇修灵渠，却是用他不可一世的暴君手段迫使成千上万的秦军和民工紧急抢修的一道水上军事要道，这条河流最早的功能不是用来灌溉田地的，而是用来运送军粮和武器的，它的作用和八达岭长城如出一撤，都是战争的产物。葛洲坝和三峡的修建，得力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好时机，得力于中国水利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光，它是中国水利大业的巍巍丰碑。而红旗渠的开凿，正处于中国最困难时期，想给予援助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我们苦难的林县人们却并没有任何抱怨，更没因此而熄灭他们内心里天堂取水的火焰。     在这个英勇无畏的群体里，我们必须要记住的一个人就是杨贵，当时的林县县委书记。是他，第一个点燃了这道民间修渠的火种，点燃了林县人民天险取水的壮志豪情，点燃了十万修渠者征服自然的精神火炬。秦始皇用他的暴力迫使那么多秦军和民工修成了灵渠，杨贵却用他体恤苍生的无痕大爱激发十万林县人自觉自愿的踏上了险峻的太行山，踏上了向天堂示威的精神苦旅。     一只只山鹰在太行山的崖壁上盘旋，一群群山鹰在太行山的崖壁上矗立。这些山鹰用他们结实坚韧的利喙雕刻出一幅中国的近代壁画，这些山鹰用他们刚劲柔韧的翅膀描摹出一幅中国的油画巨卷。    这是我面对红旗渠产生的第一个臆想。    我知道我这种臆想非常肤浅，我知道我这种臆想根本不可能准确地言喻十万修渠人在那个时代所历经的苦难和艰辛。因此，我只能凝视满渠的清波，追问自己的内心：我们心里的那一滴水在哪里？    那一滴水就是我们精神的源头。    只要那一滴水还储藏在我们的内心，精神的河流就永远不会干涸。    四十年后的今天，林县已然不再是林县，而变成了林州市，变成了真正的人间天堂。    在林州行走漫步，我们看到红旗渠的水就像清新的空气一样滋润着这里的树木和花朵，滋润着这里的城市和村庄，滋润着这方地域时尚现代的容颜。但林州人始终都铭记着这来自天堂之水的那一 股清澈的源头，那由十万修渠勇士精神内部的十万滴水汇聚而成的红旗渠水的源头。

    时至严冬，正是农田水利建设好时机。1月20日上午，在叶县孤石滩南干渠龙泉段疏浚清淤工程现场，机车轰鸣，红旗飘扬，该乡35个行政村400多名志愿服务队员顶风冒寒，沿渠挥锹铲土、转运沟泥。5米宽、3400米长的孤石滩南干渠龙泉段清淤疏浚工程预计一周内完成。      “今天，我们龙泉乡党委政府组织全乡广大干群进行河道清淤活动，是响应县委号召保障河道畅通，为农田水利抗旱保收提供坚实基础。”该乡党委副书记毛建河说。      叶县辖18个乡镇、街道办事处，耕地面积120万亩，每年粮食生产稳定在70万吨左右。农业要发展，水利是基础。在新一轮“三农”工作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该县早谋划、补短板、强基础、保生产，按照“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沟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标准，明确任务，落实责任，要求各乡镇、各街道办事处要以“一河四渠清理疏浚、农村坑塘治理”为重点，围绕马河的生态治理，孤石滩灌区、昭平台灌区、白龟山灌区的干渠、支渠及澧河一渠清淤，做到乡乡有工程，村村有行动。     同时，该县通过召开现场会，组织县直单位集中参加水寨乡白观闸灌区干渠工程清淤疏浚义务劳动等形式，以点带面，广泛宣传，营造出了全县上下大干水利的建设氛围。叶县还成立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挥部，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协调合作、落实督导检查，开展“红旗渠精神杯”竞赛活动，助推冬春农田水利建设进度。     据了解，全县18个乡镇、街道采取以工代赈、志愿者参与等方式，明争暗赛，多渠道、多层级、多形式，组织动员各方社会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热潮。     截至19日， 叶县18个乡镇、街道已累计投入资金达85.6万元，出动人员3279人次，机械152台次，疏浚清淤渠道10条，长19.522公里；河道4条，长2.37公里；沟道5条，长6.93公里；坑塘整治12座，共计完成土方量21.5万方。

    “林县人民多奇志，誓把山河重安排！”10月2日的北京，云淡天高，金风送爽。雄壮有力的《红旗渠》歌声回荡在国家博物馆展厅里。林县人民近半个世纪前“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豪情感染着所有的参观者。        红旗渠工程1960年开始施工时，正是我国的困难时期，林县的男女老少还是勒紧裤腰带，热火朝天地开挖红旗渠，一干就是10年。“真的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啊！就连小学生放学都搬块石头到工地。”解说员动情地给参观者解说着一张照片，照片上劳动者的队伍蜿蜒在巍巍太行之上。     “那个时候生活困难，没有饭吃，就派专人到处挖野菜煮着吃，肚子虽然空落落的，但没有开小差的。当时大家伙想法很简单，就是我们苦干一辈子，让后代享福！”55岁的劳模郭秋英指着展出的干野菜，深情地回忆当年情景。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红旗渠精神的精髓。展览中有这样一组数据：整个总干渠、3条干渠及支渠配套工程，共投工3740.17万个，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25.98万元，占总投资的14.94％，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86.06％（其中含投工折款，一工1元钱）。     “我父亲牺牲在红旗渠工地，妈妈又把我送上了工地，当时我13岁，妈妈跟我说：‘孩子啊，你爸没能引来水，你去！’”当年13岁的张买江如今已经年过半百，但说起这段往事来，声音还是哽咽了，“红旗渠水引到俺村的那天，妈妈在池塘边坐了一夜，哭了一夜。她高兴啊！”     “妈妈，他们为什么不用吊车呢？”李娜小朋友天真地发问，惹来人们一阵善意的笑声。解说员带领大家来到展厅中央，那里展出着人们当时使用的简单工具：自编的箩筐，自碾的炸药，自制的独轮车。解说员声情并茂地说：“林县人民就是用这些简单的工具，10年间挖出了1696．19万立方米土石，把这些土石堆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以连接哈尔滨和广州！”     “红旗渠是怎么修成的？我觉得就是两条，领导的决策和群众的干劲，只要这个决策是想老百姓所想，为的是老百姓最需要的东西，那老百姓就舍了命跟你走。”68岁的劳模李改云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林县人民缺的就是水，我们的杨贵书记不容易啊，顶住了多大的压力，冒了多大的风险？但他认准了一条，只要是能造福百姓的事，冒多大的风险都去干。那我们老百姓还有啥说的？干呗！”     “您觉得红旗渠精神对今天有什么意义？”一位大学生问正在现场解说的特等劳模任羊成。老人背后就是还原他当年腰悬粗绳在悬崖峭壁间排险场面的模型。他略一沉吟说道：“我觉得，以前搞水是为了人民，改革开放也是为了让人民富起来，道理都是一样的。只要党的政策真正为老百姓着想，老百姓就有的是干劲，咱们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走出展厅，翻看留言簿，一句铿锵有力的话映入眼帘：“人民的力量是战无不胜的！”

        上世纪60年代，为结束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历史，林县人民以“重新安排河山”的英雄气概，在上无寸物可攀、下无立足之地的半山绝壁上，腰系绳索，抡锤打钎，奋战10年凿出红旗渠，实现“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的夙愿。由此也打磨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把中华民族的一面精神之旗插在了太行之巅。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时空，渠水无言。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重温经典，那种红色精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深藏着，愈发历久弥新。这里讲述的是一个三代人坚守信仰的故事......     “我父亲张运仁当年牺牲在了红旗渠工地上。”       张买江，这个看上去还挺精神的老人，是当年最年轻的红旗渠劳模，他走向工地时只有十三岁，是修建红旗渠时工地上最小的建设者之一。2014年春天，红旗渠纪念馆建成对外开放，66岁的张买江和第一批参观者们一起走进了红旗渠纪念馆。他径直走到太行丰碑前，长久的驻足凝视，这上面镌刻着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牺牲的81位烈士的姓名，其中也包括张买江的父亲张运仁。   谈起父亲牺牲时的情形，张买江有点哽咽：“红旗渠工程正式动工建设时，我父亲张运仁积极报名参加修渠。当时他担任三个村庄的技术员，并且还是本大队的施工排长。那天收工放炮，有一炮迟迟未响，他光顾着招呼让大家躲炮，没想到炮就响了，一块飞石击中了他，不幸当场牺牲！”   父亲牺牲后，张买江家里只剩下孤儿寡母。取水的池塘离家有5公里远，张买江的母亲去取水，人多拥挤，一下子把她挤落在池塘里，母亲穿着一身湿棉衣，扛着空桶，一进家就把还是少年的张买江赶上了修渠的工地。临行前对他说，“孩子，你爹没把渠修到底，你就去替他完成吧，不把水引回来就别回家”。这一去，直到红旗渠修好，张买江才回来。中间连半天假都没有请过。     “通水那天，我去挑了俺村第一桶水，在场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人不哭的。”       红旗渠通水那天，张买江的母亲，那个因为水而失去丈夫的女人，坐在池边，呼叫着丈夫的名字：“运仁啊，你家大孩儿把水引过来了，你也可以放心了。”   第二天早晨，这个在水边坐了一夜的妇女，挺身拦住了来挑水的人群。张买江的母亲此时对全村的人有话说。丈夫牺牲在红旗渠上，儿子自十三岁就去修渠，她对村里人的要求是，她要在这个池子里打第一桶水。   张买江回忆说：“我去挑的俺村第一担水。我挑第一担水，那基本上去挑水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人不哭的。”   张家母子把第一桶红旗渠的水挑回了家，他们的背后，是全村人的眼泪。当人们将这家门口的渠水纷纷挑回家中后，张买江的母亲却默默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张买江说：“当时我母亲提着一小壳篓水就去了我父亲坟上，她把那水往我父亲坟上浇了浇，在那里哭得休克了。”   后来，张买江曾几次提出接母亲到县城居住，母亲都拒绝了。之后的20多年，母亲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家门前的那个池塘。     “祖辈和父辈为修渠舍命流血，我一定要把红旗渠守好护好管好。”       五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张买江在退休后依然保持了红旗渠劳模的本色，不管在哪里，他都热情似火，他讲述的红旗渠故事感动了无数人。但是，最令他欣慰的还是自己的儿子张学义接过他的班，仍然守护着祖辈流血流汗修成的红旗渠。   在林州市区东南20多公里的合涧渠管所，我们见到了张买江的儿子张学义。张学义1998年参加工作，被安排到青年洞景区管理处，一干就是10年。2008年，张学义被调到合涧渠管所。合涧渠管所管辖的渠线长50多公里。学义到这儿以后，很快就走遍了每条干渠、支渠，对各处渠道的情况了如指掌。   张学义告诉我们：“我父亲一直嘱托我，他修好渠了，必须让我看好渠、护好渠、管好渠、用好水，为老百姓办实事。”朴实的话语中流露出坚定而执着的信念，生生不息的红旗渠精神，就这样代代相传。   岁月轮转，铁锤钢钎的交响、隆隆的开山炮声虽已远去，如今的林州人继“战太行”之后，不断谱写出的“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崭新篇章，持续为红旗渠精神增添了难而不惧、富而不惑、奋斗不已、自强不息的鲜活时代内涵。历经反复锤炼、淬火与升华，红旗渠精神也早已走出大山，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求真务实，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是红旗渠成功的又一关键所在。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杨贵同志作为主要领导经常听取群众和技术人员的意见。当“引漳入林”工程开工20多天后，在工地上参加劳动的杨贵同志，发现战线太长，力量分散，工效很低。他随即与民工、技术人员座谈，听取意见；紧急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作出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把主要力量集中摆在山西境内20公里长的渠道上，既可尽快把漳河水引入林县境内，又可减轻山西人民的负担。这样调整力量后，只用3个多月就把20公里的渠道建好。       1958年，许多地方刮起了“五风”，不少领导干部被吹得东倒西歪，杨贵同志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1958年夏收后召开小麦产量汇报会，不管上级怎么施压，怎么诱导，他始终说：单产114斤。1958年秋种时，地委要求深翻1米，他算了一笔账，如果这样深翻，必然耽误播种，在受到严厉批评的情况下，他仍坚持从实际出发，第二年小麦获得丰收。大办钢铁时，没有矿石的南乐、清丰两县也来林县炼铁，地委要求每县5万人上阵。结果，炼出来的只是一些含硫很高的铁疙瘩。期间，毛主席路过新乡在专列上召开座谈会。杨贵当着省委、地委同志的面汇报了大炼钢铁砍了不少树，铁的产量很低、质量不高，影响秋收等问题。毛主席听了汇报后说：“毁了林又炼不出铁，劳民伤财啊！”“粮食是农民的血汗，那么好的庄稼没人收，烂在地里，农民要骂娘的，那我们就对不起农民喽！”当杨贵向毛主席汇报，大炼钢铁中自己也有浮夸时，毛主席说：“这不怪你。是一股风啊！风吹草动，风旋树摇哇。风来了，你不顺风走，风会把你吹倒，甚至会把你吹到大峡谷里去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时，毛主席就公社规模，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办食堂等问题召开座谈会，杨贵同志也参加了。他把看到的问题如实地向毛主席汇报，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许。       还有两件事也充分反映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最终能够坚持真理、纠正错误。1961年7月，在一次会议上，一位领导同志批评红旗渠建设是“左的阴魂不散，死抱着红旗不放”，“杨贵是个死官僚”，要撤销他的职务。小组讨论时，林县县委组织部长路加林说：领导同志对林县的批评不符合实际。这位领导很生气，确定撤销他的组织部长职务。随后，通知各县县委书记参加会议。杨贵同志到会后即找到地委书记提出三条意见：第一，组织部长的意见是对的；第二，不同意撤销这位组织部长的职务，如果修建红旗渠是错误的，责任在他，由他承担；第三，请地委将他的意见报告省委和党中央。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杨贵同志介绍了林县缺水的历史及修建红旗渠的意义，并表示不同意撤销组织部长的职务；提出对当前农村出现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只责备下边。他的发言得到与会同志的理解。这位领导同志在派人作了调查之后，承认自己批评错了，不久就恢复了那位组织部长的职务。       1962年11月，上面派人来调查林县银行行长路明顺同志“违规”动用退赔款用于建设红旗渠的问题。杨贵和县里其他领导同志共同向调查组汇报，说明动用的是退赔以后的余款，是县委决定用于红旗渠建设的，与路明顺同志无关。调查组要处理分管书记，撤销路明顺职务，县委不同意，最后给了路明顺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事情报到分管副总理李先念那里，李先念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要把它看得过重了。动用这个钱合情合理，只不过有点不合乎当时的规定。”1970年财政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向党中央报告，肯定了林县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终于分清了是非。       红旗渠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领导干部要做到实事求是，其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以是否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党的事业为标准。只要有这样一种精神，就可以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为任何真理都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同样，任何错误都是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事业的。执行上级指示，要把坚定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观察和处理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样就会无往而不胜。

       红旗渠的建设，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没有群众的愿望和创造，不会产生修建红旗渠的设想；没有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苦干精神，也不可能建成红旗渠       修建红旗渠的设想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创造。杨贵同志多次深入山区，既了解各地严重缺水的状况，又总结群众因地制宜创造的新鲜经验。他在下乡调研中发现，地处深山区的桑耳庄和马家山劈山修渠解决了人畜用水的经验；了解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修建的爱民渠，解决了几个村的用水问题。在许多典型经验的启发下，他逐步形成了劈开太行山、“引漳入林”的思路。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只有参与群众的生产活动，才能掌握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在红旗渠的建设中，每一寸渠道、每一个涵洞、每一个渡槽、每一座桥梁……，都饱含着人民群众的心血和汗水。建渠10年间，参加建设的民工约30万人。领导、群众、技术人员同心协力，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遇到问题同群众商量，相信和依靠技术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期间，人民群众也表现出了巨大的牺牲精神，危险中他们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令人无比感动。工程技术人员吴祖太在一个隧洞施工出现塌方时，明知有危险，但为了民工安全，他和姚村卫生院院长李茂德一起入洞查看，不幸牺牲。除险队长任羊成，每天腰系大绳，飞崖除险，为崖下修渠民工的安全开路。有一次从半崖上掉下来，掉到荆棘窝里，浑身扎满了枣刺，还被磕掉了三颗牙，仍不下火线。建渠的10年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模范，先后有81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仰。       修建红旗渠中惊心动魄的场面、可歌可泣的故事数不胜数。它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被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可以改天换地！领导干部要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成功的法宝。

       林州人都说，红旗渠里流淌的是精神。这条精神之渠，来自饱含中华民族气质的太行山脉。       红旗渠，让磨砺千年的民族精神化为有形的“人工天河”，奔流至今。       张益智出生第二年，1500多公里的红旗渠全面建成。那是1969年7月，刚结束十年奋战的林州人豪气干云，“引水如牵牛，劈山如切菜”。       耳濡目染下，张益智继承了太行山石般坚硬的个性。       由于家贫，张益智16岁就外出打工，连双鞋都没有。光着脚干了71天活，脚底的皮磨得比皮鞋底都硬，母亲心疼得很，他却只顾着为71元钱的工资高兴。       他不甘心做小工，想当更有含金量的瓦工。管事的不让学，他趁着休息时间偷偷学。19岁，他如愿成了瓦工班长；21岁，当上管理工人的工长；26岁，他就成立建筑公司独当一面了。       2012年，在当地保护生态、发展旅游的号召下，张益智接手家乡几乎废弃的万泉湖景区。投入5000多万元后，道路、植被等初见成效，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却冲毁了这一切。     “丢了钱不能再把名字丢了，继续干吧！”张益智二话不说，更多钱投进来，全国各地2000多名员工调回来，附近老百姓蹚着水来捐款。大战一百天后，景区焕然一新。       目前，景区累计投入5亿多元，修了30多公里山路，绿化2万亩荒山，还建有高标准民宿，一片光秃秃的石头荒山真正变成了湖清林秀的风景区，每年接待游客50余万人次。       这种逆流而上啃下硬骨头的滋味，45岁的王付银深有共鸣。       他有一支300多人的建筑队伍，号称“老虎营”，专接别人干不下来的高难度活儿。汉十高铁关键控制性工程——崔家营汉江特大桥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连续刚构拱桥，300米跨度没有一根柱子，王付银团队24小时施工，不仅圆满完成任务，还抢出了70天工期。　　       这是精神的传承。20世纪80年代，十万修渠大军出太行搞建筑，凭着吃苦耐劳的品性，林州建筑闯出了名气和口碑。如今，仅在当地注册的建筑公司就达860家，撑起了林州经济的半壁江山。

林县位于河南省西北部的太行山东麓，地处东经113度37分至114度04分，北纬35度41分至36度22分之间。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土薄石厚，地质复杂，大小山峰绵连环接，山岭较低的东部海拔300—400米，西部山岭海拔在1500米上下。全县1771个自然村，多数分布在深山峡谷、垴尖沟边。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山多地少，交通不便，更为严重的是水源奇缺，灾害年年有，十年九不收，是个山穷、地穷、水穷、人穷的贫瘠山区县。从明正统元年(1436)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其间514个春秋，林县曾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达30次，连年大旱，河干井涸，颗粒无收，十室九空，民不聊生，悬釜待饮，人相食5次。林县山高沟深，气候复杂，降水量分布极不均匀，过去有民谣日。“天旱把雨盼，雨大冲一片，卷走黄沙土，留下石头蛋。”七、八两个月的降水量占60-70％，春、秋、冬季10个月平均降水量只占全年降水量的30-40％。浊漳河、露水河、洹河、淅河、淇河5条季节性河流，多数平时干涸断流，汛期水势猛涨，常冲村、冲人、冲地。水土流失严重，建国前全县平均每年流失水量近4亿立方米，流失泥沙39.7万立方米。水土大量流失，上游山坡逐渐由肥变瘦，下游河床淤塞或冲宽抬高，洪水横溢，造成多灾多难。民国21年(1932)，淅河洪水暴涨，把合涧7米高的大桥冲断，隔绝了林县南北交通，沿河两岸2万多亩良田变成了寸草不长的乱石滩，河床由100米冲宽到150米，两岸3万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流经县境北部边缘的浊漳河，虽水源较充沛，但因地势所限，当时仅能灌溉700亩耕地。县境中部的洹河也是灾害不断。县境南部40公里长的淇河，只能灌溉耕地300多亩。淇河支流湘河民国26年(1937)一次洪水暴涨，冲毁耕地410亩，有151户被水冲光，郝家窑40户人家被洪水卷走38户。漳河支流露水河，平时干涸断流，汛期洪水汹涌，断绝行人，影响人们串亲访友。因此群众给孩子办亲事也都要考虑这条河对人的安危，“东西两山村，男女一样亲，平时再和好，隔河不结亲”。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全县洪水冲刷最为严重的山坡达37万亩，地表土被水冲走，剩下了岩石裸露的光石板。缺雨造成十年九旱，比洪水灾害更为严重。林县过去由于没有水，致使民国33年(1944)林县解放时，全县98.5万亩耕地中，仅有12400亩水浇地。“靠天收”的瘠薄耕地，遇到旱灾，不是播不上种子，就是田苗被旱枯死，造成颗粒不收或严重减产。因此，在一些贫瘠山区，很少种小麦，秋季也不过只种些谷子、豆子、马铃薯等。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粮食产量微薄，麦子每亩仅有30公斤左右的收成，秋粮每亩产量也不过50公斤。广大群众生活十分苦寒，终年过着“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的贫困生活。过去有这样一首民谣：“咱林县，真可怜，光秃山坡旱河滩；雨大冲的粮不收，雨少旱的籽不见；一午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太行山险嵋恶崭的自然环境，糠不饱腹、衣不避寒、住不挡风的生活条件，使广大农民养成了艰苦朴素、省吃俭用、吃苦耐劳、瞻前顾后、待人忠厚的优良品质。严重的旱灾威胁，加之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榨，林县人民受尽缺水的苦，饱尝灾荒的难。姚村镇寨底村有一通碑石，记述了清光绪元年到四年(1875—1878)林县遭大旱、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碑文日：“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夏，颇有麦，自夏以后至戊寅夏月，三年间，无麦无禾。大米一斗，大钱一千六百文，黄豆一斗一千文，黑豆一斗九百文。人苦无钱买粮食，众所食者，树叶野菜，更有非人所食之物，亦皆和榆皮为末食之。光绪丁丑十月赈一次，戊寅四月一次，七月一次。每一次，极贫次贫，大口八合，小口四合，额外赈生员各一斗，蠲免粮银，惟戊寅上恤而已。人物失散，畜类凋零，当困苦之时，而能自植其生者，盖亦鲜矣。有饥而死者，有病而死者，起初用薄木小棺，后用芦席，嗣后芦席亦不能用矣。死于道路者，人且割其肉而食之，甚有已经掩埋犹有刨其尸剥其肉而食之者。十分之中死者六七。”小店乡桃科村盘峪自然村有清光绪七年(1881)碑文载：“光绪二年间，共计男女一百一十七口，自三、四年间，流离死亡，仅存男女十一口。斯时，尸骸有未葬而窃食者，有已葬而窃食者。此间北地有小窑，食人肉者，混迹其中，骸骨堆之如丘。其时，米价每石十五串，麦价每石十三串，瓜秧、豆秧、玉米秆、白甘土皆备食用。花籽饼每个大钱五十文。树皮草根，或剥或刨，亦几殆尽。每一妇女十七八者，仅值三五百文。王姓祖居其庄，男女四五十口，自光绪三、四年间，流离饿死者，仅存三人而已。”河顺镇塔子驼村塔珠山有一石碑，记述旱灾惨景：“光绪三年，春雨连天。浸地三尺，苗长齐全。以后大旱，秋景可怜。谷不见籽，豆苗旱干。麦子未种，抢劫多端。四年春夏，粮长价钱。小米一斗，价长千二。小麦一斗，价长一千。豆子一斗，长到九百。荞麦一斗，七百多钱。庄产田地，并无买主。柿叶甘土，具当饭餐。幼女出卖，一两串钱。人吃人肉，遍地不安。皇上放赈，人死万千。荒年如此，刻石流传。”